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把农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极致。

中国的农耕文明与世界上众多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不同，是一个兼具了宏大与精细特征并把这两种特征发挥到极至的农业文明。

中国的农耕文明按照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则，组织实施全社会参与的大型水利工程，从都江堰、郑国渠到大运河，从实边屯田到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中国民力最主要最繁重的劳役事项。历朝历代的劝课农桑，把先进的农业、纺织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以粮食和丝绸为主的实物税赋收入，为大一统帝国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资料图)

男耕女织的普遍同质劳动中，与农业技术相伴成长的就是家庭和城市作坊的手工业技术，这为前工业时代的工艺技术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实践平台。所以上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因为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日用手工业制成品而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梦中繁华之地，成为世界文化昌明和技术发展的主角。

中国是如何在农业时代做到独领风骚的呢？从源头上讲，离不开大禹治水之功。

（一）大禹治水，人定胜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农业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原始农业时代，先民用石刀石斧把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焚烧，再用石犁翻土播种；土地耕种一两年后，地力下降；为了寻找肥沃的土地，人们不得不以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经常迁徙，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似乎与世界其他各地并无不同，直到大禹横空出世，以其空前辉煌的治水功业引领中国农业走上了一条独领风骚的发展道路。

大禹治理洪水成功，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大禹治水年代久远，现有传说都是春秋战国时人所记，有不少矛盾歧异之处，但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并结合时代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大禹，他是人类社会早期一个真实的治水英雄。

大禹所治的洪水主要是天灾人祸造成：天灾，即洪水的自然原因，以九星地心会聚的影响最大，不仅洪水多发，而且气温大幅下降，冻害、干旱、地震、雹灾等重大自然灾变集中出现。人祸，即洪水的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是上古时期“刀耕火种”等粗放经营的原始农业对生态、主要是森林、草原的破坏，导致水资源缺乏贮存载体；由于没有了调节雨水的植被，故大雨时发洪水，无雨时干涸，水旱之灾便常来光顾。

有了滔天的洪水，治水就成为当务之急，大禹便应时而生。大禹治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是通淤、分流；二为沟洫的修治。对洪水只治理一个地方显然无济于事，因此治理洪水需要全面治理，范围很广阔。大禹当时治水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这些水灾较大的地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由黄河三角洲形成的中原大地，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但是这块沃土，却又是黄河洪水为害最严重的地区。先民们为了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与洪水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有效控制了水害，避免了洪水在三角洲上任意横流。大禹治水作为中华上古文化中最发达和辉煌的一个篇章，反映了四千多年前先民们治理洪水的伟大业绩。

大禹崇拜作为遍及中华大地的一种信仰更不是偶然：几乎所有民族在其文明曙光初露的时代都流传着一串洪水故事，这类传说世界各地都有，搜集起来可以编成一部大书。但其他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的大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有华夏传说是洪水被大禹治理得地平天成。西方关于洪水的传说是人们消极地躲避在诺亚方舟上，而我们是大禹率领民众与洪水作斗争，变水害为水利，这种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克服自然，敢于斗争，人定胜天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正源。

总之，上古农业是刀耕火种的粗放式农业，并需要逐禽兽，因此就放火焚山，焚山导致植被破坏，水旱无常；农垦过程中出现的杂物堵塞了河道又加重了水患。大禹通淤、分流、修沟渠、兴水利平息了水患。从此，水利与农业并重，中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农业的稳定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再者，当时洪水为害极为严重，成为各民族部落共同的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因此每一个部落不仅要通力合作，而且也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需要组成固定的领导机构，去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这时各部落公推的领袖人物因而也获得部落联盟议事会从未有过的权力。这个领导机构起先是为了抵御洪水，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但一旦这个集团发动起来，就必然承担起指挥、调配广大氏族成员的责任，就可以实现对下层实现全面的控制，也就赋予了它统治民众的极大权力。这种集团组织的产生便使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的权力关系得以稳定，并使之得以强化。国家成了治水工程的有机伴随物，治水机构摇身一变随之转变为国家组织，开启了整个阶级社会之机端，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起点。